台湾民歌四十年:从愤怒到和解 更新日期:2018-01-15 19:16:27    8人参与了访问

唱着《龙的传人》、《酒干倘卖无》、《鹿港小镇》、《橄榄树》长大的几代人,想必都不会忘记2005年举办的“永远的未央歌:民歌30演唱会”,活跃在70年代的民歌手们江湖重聚,再相逢,笑中带泪,除了感动还是感动,相约下一个十年再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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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十年》海报


一晃眼又是十几年,“再唱一段思想起”民歌40年如期而至,不只在台湾,亦赴大陆巡演,并奉献一部描绘民歌发展历程的纪录片《四十年》以飨观众,导演侯季然表示,电影题目去掉“民歌”二字,是有意把重点落在时光流转,关注这段不短的光阴。


一语惊醒梦中人,回望台湾的民歌运动,在流行音乐的若干个分类中,它显然是受到眷顾的,一遍又一遍的翻唱与重温中,民歌的意义,被一再改写重构,辗转至今,竟逾四十不惑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


理想主义:主体性焦虑


70年代,台湾国民党政权经历了一连串外来的政治性冲突:1970年钓鱼台领土事件,1971年退出联合国,1972年中日建交,1979年中美建交,外乱内忧,都市化发展,加工区建立,劳动人口流失,社会撕裂严重,飘摇的大局势里被孤立,屡屡发问而没有回音,知识分子重新寻找自我认同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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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十年》剧照


1975年6月6日的现代民歌演唱会,被视为民歌运动的开端事件。杨弦和胡德夫演唱以余光中的《乡愁四韵》等现代诗谱曲的作品,“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,那酒一样的长江水,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……”,不同于西洋流行音乐,以及虚无缥缈的净化歌曲,歌词的背后,是用自己的语言,唱自己的歌的觉醒,1976年,在淡江大民歌演唱会上,歌手李双泽在台上愤而抛掉可乐瓶,拿起吉他唱起由蒋勋的诗歌改写的《少年中国》,“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,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,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,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”,1977年,联合报副刊三天登载专栏,以“不谈人性,何有文学”批判描绘工人、农民的乡土文学作品,开启乡土文学论战,1978年,在被美国“抛弃”的情绪感召下,《龙的传人》诞生。


在彼时彼刻的台湾社会环境下,音乐人访遍各地进行采风,收集这片土地上口耳传唱的客家话、闽南语、少数民族语民谣,囊括了劳动、宗教,以及家族回忆和中华想象中的山河湖海,让题材走出了歌功颂德与男亲女爱,作家们也为歌曲填词,以音乐的模式,将文学观和社会意识传递给青少年。主体性的焦虑,从文学、歌唱界蔓延到大众文化的各个方面,且相互作用。


更直接的征兆是,民歌发展成被噤声的青年人对抗国民党体制的武器。在美丽岛事件中,当党外人士被警察包围,有人喊着让民歌手杨祖珺唱《美丽岛》带领大家冲出去,“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,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。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,水牛、稻米、香蕉、玉兰花”这首歌颂物产丰饶的歌,在时代的裹挟之中愈发政治化,对此,杨祖珺在多年后的解释是,“当时接受的教育太过政治化,很多学者老拿国外公民社会的经验套到我们中国社会上来,他们忘记了,中国社会其实是很生活化的。我们心里会敬畏神灵,会拜菩萨,做坏事时会担心有报应,这是中国人的心灵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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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十年》剧照


所以,局势高压之下,在现实面前,民歌的社会地位与其所吟咏的对象,反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《龙的传人》原唱者李建复,就坦言当初录这首歌时并不特别有感觉,因为自己身处狭小的台湾,从来没看过真正的长江、黄河,那些父母辈念兹在兹的,关于大陆老家的风物人情,就算再耳熟能详,也只能全靠想象。


就像《少年中国》的歌词,“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,去看望祖国的土地,你用你的足迹,我用我游子的乡愁”。此番遥远的乡愁,使得民歌手们在面对过去与现在,他处与此处等身份认同问题时,选择了西方“失落的一代”之外的另一条路,他们没有彻底推翻原有的文化传统,而是竭力寻找失乐园,重拾来自本土与故土的文化遗产,并在其中反思创造,这样的一种力量,如《小草》中所唱的“不怕风不怕雨,立志要长高,小草实在是并不小”。


众声喧哗 :插嘴的余地


众声喧哗的另一重征兆,是民歌参与者队伍的壮大。


当本土文化开始正式变成主流,受民歌影响的年轻人成为主导的消费者。民歌运动幕后推手,电台主持人陶晓清在谈及初衷时写道,“在当前社会中有许多事情值得颂扬批评和抗议,我们要让年轻人有插嘴的余地,早期我们去大学唱的时候,人家不会觉得我们是艺人,应该是算是当时的Under-ground (地下音乐)。”她寻访多间西餐厅,找到自弹自唱的歌手们,在节目中为这些原创作品提供发表渠道,在她的牵线搭桥下,新格唱片公司举办金韵奖青年歌谣大赛,吸引了施孝荣、苏来、邰肇玫、蔡琴、齐豫等为代表的大量民歌手加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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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十年》剧照


到这个阶段,“唱自己的歌”中的“自己”,已经摘去了家国情怀,转向为凸显个人主义的那个“我”,但依然是纯朴乐观,做最真实的表达。除了有同样以诗词入歌的《再别康桥》、《忘了我是谁》,陈明韶的《浮云游子》、齐豫的《橄榄树》、马兆骏的《微风往事》、潘安邦的《外婆的澎湖湾》等等,都至今仍是脍炙人口。这一时期,民歌的取材广泛,从社会风俗,到友情、送别、山川树木,哪怕是书写情爱,也不是虚无的你侬我侬,而加入了青春的炽热躁动,带有学院派的文艺气息,也同样引发过于风花雪月的争议。


在商业机制的介入下,民歌手的形象还是与艺人/歌星不同,无论作品的传唱度再高,他们大多背着吉他,穿着宽大的衬衫牛仔裤,不做浓妆艳抹,在电视台打歌多带一条丝巾就称得上是盛装。除了借媒体宣传,更采用座谈会的形式,与各地年轻人对话,不再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,与大众阶层走得更近,换言之,让更多人有插嘴的权力。


同时,不同于被包装出来,作为被观看和被操控的客体符号,以在男权主导的流行市场中提供娱乐消遣的女明星们,一批才华横溢,却素淡清新的创作型女民歌手你方唱罢我登场,例如被屡屡翻唱,更由卢冠廷改作粤语版《雪中情》的《如果》,即是施碧梧作词,邰肇玫作曲,两人以二重唱的方式所演唱,歌词“如果你是朝露,我愿是那小草。如果你是那片云,我愿是那小雨。终日与你相依偎,于是我将知道,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,会是多么绮丽。”清新活泼,即是对爱情的向往,又带有某种暧昧的情谊,滚滚潮流之中,女性的声音愈加响亮。


际遇变迁:生活的果实


1980年代末期起,随着台湾国民党政治上的开放党禁、解严与本土化运动兴起,台湾文化语境气氛转向。一方面,曾经无心插柳地民歌的创作者们,有的毕业,有的服兵役,有的继续以校园生活为题材土壤,创作力却愈发单薄,在对社会的影响中,早期的人道关怀不再,不是“让我们看云去”就是“在幸福的花园里”,支持者流失;另一方面,商业元素的插手必然与利益挂钩,愈媚俗则愈有违初衷,民歌的自主性被流行音乐市场吞噬,断层出现,遂渐式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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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十年》剧照


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《四十年》里,电影的一头一尾,以陶晓青家的老宅呼应。四十年前骁勇善战的民歌之母,四十年后搭捷运、坐公交,在阳台侍弄花草,修剪老去不可食用的果实,电影的最末,继承母业的陶晓青之子,著有《地下乡愁蓝调》的音乐评论人马世芳从家中客厅走过,关上灯,如同时代落幕。李宗盛说,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貌,过去了就过去了,至于当下苏打绿的歌曲中有没有民歌的影子?这种问题不用去追究。


当年怀抱吉他的民歌手们,四散天涯,杨弦出走美国从事药品生意,笃行佛教,跪拜修行,胡德夫投身社会运动,跋山涉水,为原住民争取权益,邰肇玫抗癌多年,拍摄纪录片鼓励病友,吴楚楚是飞碟唱片的老板,仍保持在餐厅驻场的习惯,侯德健移居新西兰,梦里不知身是客,自嘲因太太是北京人,唯一的地域身份是“北京的女婿”,木吉他合唱团中的小弟李宗盛已成乐坛教父,佳作不胜枚举,张炳辉则早早转行听觉下降,如今还在社区学校教授业余歌唱班……


参差对照,别有一番滋味,昆德拉谈卡夫卡的小说写作,谓之“拆掉生命的房子,为了用砖石建筑另一个房子”,这些民歌创作者们亦如此,轰轰烈烈的高潮过后,再以各自的际遇,书写历史的后续章节。


更有离开人世者,无法再与他们同行,两鬓斑白的陶晓青坐在电脑前,给28岁因救人意外离世,只留下9首歌的李双泽写一封信,他们曾因淡江大学演奏会上的“可乐瓶”事件有过心结,却未曾来得及和解,她信中说,“我常设想要是你还在,我们是否会成为朋友,是否会一起做一些好玩的事情”。


“好玩的事情”,短短五个字,似乎囊括了民歌运动的全部初衷,当他们回归生活,各自平静,生活中人口众多,或许不再锋芒毕露,但仍保持淳朴和天真,由愤怒走向和解,唯有歌,还光亮如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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