崔健:最后的摇滚老炮儿 更新日期:2017-04-17 20:47:02    13人参与了访问

文/周立

2016年9月30日晚,“滚动三十”的纪念演唱会,崔健站在工人体育场设计豪华的舞台上,带着他的朋友们,从《永不回头》唱回《一无所有》。

观众席上,不乏年过40、50的中年观众,他们随崔健唱起那些熟悉的老歌。

30年前,1986年5月9日,就在体育场旁边的工人体育馆里,崔健背着一把电吉他,身着长褂,裤脚一高一低,带着他的乐队站上了布置简单的“世界和平年”百名歌星演唱会舞台。

摇滚乐在中国经历萌芽之后,自此,以《一无所有》初次登上官方举办的晚会舞台为标志,正式拥有自己的历史纪元。

崔健同他的红星棒球帽一起,成为了那个启蒙时代的标志。在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,玩摇滚成为年轻人中最前卫的生活方式,比崔健成名稍晚的摇滚歌手和乐队,窦唯、何勇、唐朝乐队等,都曾先后引领风潮。又逐渐在新的时代中离开主流视野。

30年后,只剩下了崔健,代表着一代摇滚人孤独地站在舞台上,继续着启蒙者的姿态,抗议这个时代。只是,当他投入又动情地演唱他的新歌时,台下听不清歌词的歌迷觉得既陌生又尴尬。

《死不回头》

我站在浪尖风口/南墙碰了我的头我挺着身体背着手/风你可以斩我的首

废话穿透了耳朵/恐惧压歌喉/土地松软沉默/骨头变成了肉

这30年来,崔健好像被憋坏了。

9·30演唱会海报上,写着“献给一无所有的一代人”。但在演唱会现场,崔健说,“我考虑了很久,到底该唱歌迷想听的歌,还是选择自己想唱的歌。”最终,他选择了后者。

于是,这场预想中三万粉丝在《一无所有》《花房姑娘》的大合唱中追忆青春的摇滚老炮演唱会,成为了“一个人的狂欢”。

近3个小时的演唱会,除了《一块红布》《花房姑娘》《一无所有》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和《假行僧》这五首“不得不唱”的老歌之外,剩下的17首歌,崔健都非常任性地选择了自己钟爱的“新歌”,尤其以歌词复杂的rap为主。

崔健的音乐,总是被歌迷简单粗暴地划分为老歌和新歌——以前的歌和现在的歌,老歌包括1989年到1994年之间的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《解决》和《红旗下的蛋》这三张专辑,此后22年间,他又陆续发表了三张专辑,但歌迷已经“听不太懂了”。

歌词里有太多的思想和观点,崔健希望通过这些歌词表达他对这个时代的思考。演唱会上,不唱歌的时候,他也在不停地说话,试图和歌迷沟通,解释他的歌,生怕歌迷听不懂他在唱什么。

“时间可以被压缩,但终究会释放”这句话他反复说了三次。

“很多人都说崔健你变了,我听了很难过,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有变。”在工体的舞台上,崔健如此评价自己。他继续抵抗,死不回头。可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,到底在抵抗什么。好像只要他依旧保持“愤怒”和“批判”,就在这个慌乱的时代坚守住了自己。

3万个售票座位,近1/3的位置空着,只有内场是满的。但这并未影响崔健的心情。这场与他首次亮相相隔30年的演唱会,像是一场大party,他既是导演又是主角,把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强行和来宾分享,却不清楚台下的观众是否能接受。

1986年百名歌星演唱会的主办方之一,东方歌舞团录音公司的经理王彦军曾回忆,当年因为时间紧迫,以至于最后演唱会开始时连舞台都没有,只是在体育馆的地板上铺了一块地毯,周围放了几盆花,一无所有的摇滚青年崔健,在那个朴素的舞台上用直白的歌词和旋律击中了听众的神经。

但30年后,摇滚“教父”崔健在著名建筑师马岩松设计的造价近200万的豪华舞台上,却很难再用新歌掀起高潮。

每次只有在歌迷熟悉的老歌前奏响起,观众席便骚动起来。可全民大合唱一结束,粉丝热泪还未盈眶,崔健又背着电吉他哼起了RAP,吐字模糊,且大屏幕不显示歌词,那滴眼泪,终究没能流下来。

当终曲《一无所有》响起的时候,现场一两万名观众终于一起呐喊,进行最后宣泄。

台湾乐评人张铁志曾评价,漫长的30年里,崔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,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教父,可是神坛到底接不接地气,这成了他无法摆脱的尴尬。

 

《一无所有》

我曾经问个不休/你何时跟我走/可你却总是笑我/一无所有

我要给你我的追求/还有我的自由/可你却总是笑我/一无所有

中国第一代摇滚人侯牧人曾描述过8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氛围,和那个时候人民群众对一种激情表达的渴望,“80年代末,我到工体去看足球,中国队先0∶2落后,然后4∶2赢了,群情激昂,大家都冲到天安门广场,所有的人都互相拥抱,他们唱歌,他们唱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他们唱《东方红》,没有了。中国作曲家都死绝了吗?我要找一种音乐,在广场里,在这种时候能唱。”

“我不知道这样的音乐叫什么,世界上肯定有。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开始冒了,后来我知道,这种东西叫做摇滚。”

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,正是在那个时候,开出了第一嗓,也令中国摇滚突然站在了时代的主旋律中。

1988年,江苏镇江青年张宝全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录取后,他只身来到北京,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,这在他前30年生活里从没经历过。

“满大街都是崔健的歌。骑个自行车到西四去,沿途能听到,都在放,一路听到我们回来。”如今已是今典集团董事长、今日美术馆创办人的张宝全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摇滚乐在北京的流行程度。那时的他也不会想到,26年后,自己成为了崔健首部自编自导的电影《蓝色骨头》的投资人。

张宝全也在为电视剧写插曲,他觉得这个又会吹小号,又作词作曲的人,“跟神一样”。更重要的是,“他的声音和音乐,能把你灵魂深处的,或者心底最真实的情感和想法,给激发出来。你一下子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感情。”

那是一个热血的时代,崭新的一切扑面而来。摇滚乐就是其中之一。

摇滚乐不仅启蒙了张宝全这一代知识青年的自我意识,也呐喊出那一代集体压抑着的愤怒。张宝全回忆,那时的中国人,生活在一幅别人向自己描绘的美好图景中,到了80年代初,视野突然被打开,发现生活不是这样的。“改革开放后发现,真正贫穷或者一无所有的是我们。”《一无所有》正切中了时代的脉搏。

那个时候的北京已经有派对文化,有机会进入友谊宾馆的派对的,多是玩摇滚音乐的年轻人。“玩的方法什么这些模式和现在全一样,只不过是环境和设备就不一样了。”文博是当年的年轻人之一,1984年他组的乐队“七合板”,是北京最早的乐队之一。

文博那时是北京歌舞团民乐队(现为北京民族乐团)的琵琶演奏员,早在1982年,受国外摇滚乐队的启发,他就想成立一支自己的乐队。正在寻觅乐队成员时,文博在西四的一家朝鲜冷面馆碰上了崔健,在这之前他已听说,崔健在玩吉他弹唱,本身是吹小号的。正好那会儿歌舞团管弦乐队招小号,文博向崔健建议,不如去考考。崔健顺利考入北京歌舞团,成了小号演奏员。后来也成为了“七合板”最年轻的成员。乐队的乐器,是文博向团里申请后,由歌舞团购买,主要以翻唱英文、日文歌曲为主。

随着“七合板”在体育馆、首都体育馆和北京体育馆参加了3场拼盘演出后,名声渐涨,团里开始出现反对的声音。

“有人甚至把它看成是很坏的一个事。坏,是它完全背离了我们文艺的内容。我们团的宗旨是什么?民族、民间,那都得是中国的,而且都得是土,洋的那就不行。”说起那段经历,文博觉得惋惜。

最开始是北京市委宣传部找文博谈话,不久,北京市文化局领导看了一场演出后找到文博,建议“七合板”乐队编入“第三产业”,脱离团里的正规编制。文博没有答应。但在1987年,崔健还是因为演唱了摇滚版的《南泥湾》被团里劝退,成为“个体户”。“七合板”也解散了。

当时,为歌手录制盒带的方式刚刚流行。“七合板”也曾经录制过一盘,文博至今保存着那盘磁带,他把它装在一个塑料封套里,已经断裂的歌词页粘着透明胶。封面的照片中,7个乐队成员穿西服,打领结,像搭积木一样自上而下排列,23岁的崔健在右下角。后来因为电视选秀节目《中国之星》而被观众熟知的杨乐,以及日后一直是崔健乐队成员的刘元,也都是7成员之一。

9·30演唱会上,30年老友再次同台,让人感慨。

秋野也是9·30演唱会上的嘉宾之一。

1985年,秋野用做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买了把星海牌的民谣吉他,21块钱。那之后,他做过各种行业,但吉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他。1994年,秋野组建子曰乐队,发表过两张专辑。但一直到2015年被崔健推荐登上《中国之星》的舞台,秋野才被公众所熟知。

《红旗下的蛋》

红旗还在飘扬/没有固定方向/革命还在继续/老头儿更有力量

钱在空中飘荡/我们没有理想/虽然空气新鲜/可看不见更远地方

虽然机会到了/可胆量还是太小/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/象红旗下的蛋

从1992年到2005年,崔健经历过漫长的沉寂的岁月。虽然没有任何官方封杀崔健的正式文件,但那十多年里,崔健始终无法拿到在北京进行大型演出的批文,也不被允许出现在电视上。乐评人张晓舟认为,这一漫长的冷冻期限制了其作品的传播,但也加倍赋予他反抗者的形象。

那段时间,除了偶尔去外地开唱,崔健只能在北京做一些地下演出。关于这段时间崔健的生活状态,很少为外界所知。熟悉他的朋友回忆说,“那时候崔健经常去CD CAFE,那曾是北京最著名的爵士乐基地。他没有演出,但是一直在音乐的状态里头。”

秋野的第一张专辑,是崔健担任的监制,那也是他唯一一次为别人的专辑担任监制。

1994年,崔健还处于被封杀的状态,他成立了“东西”音乐制作公司,希望找到好的音乐人培养。他在一场演出里遇见了子曰乐队后,约主唱秋野出来见面。

秋野记得第一次见到崔健的样子。崔健带着标志性的镶嵌红星的帽子,“老爱低着头,看人全这样:歪着脖子,斜眼看。看所有人都是敌人。如果他想认真地看你一眼,先把帽檐抬起来,审视你。”带着粉丝见偶像心态的秋野,特别紧张。

秋野喊崔健,“崔哥”,崔健歪着脖子看他,说话有点儿结巴,“你要么叫我老崔,要么叫我崔健。”秋野当时就愣在那了,有些生气,想了半天,憋的脸都红了。

后来秋野问崔健,为什么这么讨厌被喊“崔哥”,崔健回答他,“我不想被迷惑。”北京有一种见谁都叫“哥”的习气,就是示弱,表示你是老大,我跟着你混。“他那个时候接受西方的概念,就是直呼其名,没有长幼称呼。”

崔健不仅在称谓上反感江湖那一套,在自己公司的管理上,也排斥江湖风气、人情,力求平等、科学。崔健的这观念也带进了专辑录制里。他每天都在棚里头盯着,所有细节都是自己去做,秋野他们只需要按部就班完成要求即可。当时公司的主管、总经理,大多是留学归国,用的全是西方的管理模式,这种合作方式让秋野很不适应,第一张专辑结束后,俩人就“分手了”。

90年代玩摇滚的年轻人,正是没有经过完整教育、反感循规蹈矩的一批人,秋野也不例外,他玩儿得更开,最早打鼻环和耳环,满是挂坠的链子垂肩。但崔健从来没有这样过。“板儿绿察蓝,人也笔管条直的,一脸正气”。秋野觉得,“因为作品一下子给他搁哪儿了,应该就是那范。”

2001年,崔健录制《杨澜访谈》,破除了电视禁忌。2004年,崔健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台湾歌手伍佰的北京演唱会上。一年后,2005年9月24日,“阳光下的梦”崔健首体演唱会开唱,崔健正式“脱敏”。

可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之后,崔健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了。他打击假唱,抗拒商业代言,崔健保持着抗争着的姿态,但所有的求真运动都很式微,甚至被人怀疑那是为了刷存在感作的秀。

只有身边的人知道,“老崔是个很简单的人,(对待问题)只有两个词,YES 或NO。”

《蓝色骨头》

三角架有三条腿才稳定/少了任何一条/都要不停的运动

我的生活也要有/三大要素才幸福/就是为了得到幸福/人们才忙活着

2014年10月,崔健准备了近10年的电影《蓝色骨头》在商业院线上映,这部最初承载了崔健所有摇滚寄托的,由其自编自导的文艺电影,包括宣发总投资2000万,最后只获得了414万的票房。这意味着,崔健巨大的歌迷粉丝群并没有为他的电影买单。

“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”。投资人张宝全为此感到惋惜。作为见过《蓝色骨头》剧本初稿,也是一路跟到电影首映的见证者,张宝全完全清楚,为了市场和票房,崔健做出过多大的妥协和让步。剧本修改将近一年,最终剪辑5版后,终于面世,最终拍摄成片的《蓝色骨头》已和原剧本大相径庭。

张宝全是崔健的铁杆歌迷,但决定投资崔健,还是因为在剧本中他看到了看到了极具崔健个人特色的蒙太奇表达,但在之后一再的修改中,崔健迷失在自己的电影中。

《蓝色骨头》是崔健2005年发表的专辑《给你一点颜色》中的主打歌。相比于早年的歌词中充满诗意的张力,《蓝色骨头》写实得像一篇个人自述。

崔健在蓝色骨头中写道,人要有三个元素才能幸福,第一是事业,第二是身体一定要健康,第三当然是爱情。在往后的十年里,“三脚架要有三条腿才能稳定”一直影响着崔健。在9·30演唱会前密集的宣传周期中,崔健也仍向每一家媒体,都表达了“人有三个季节”“三足才能鼎力”的观念。

像大多数中年人一样,“稳定”,成了崔健一个重要的信条。然而与之矛盾的,则是崔健身上挥之不去的“反叛的符号”。不论开始时,他背上的这个符号是否处于自愿,但现在的崔健,已经默认,并愿意带着这个符号向前走。

2015年,崔健成为《中国之星》的导师,有人认为崔健背叛了摇滚,崔健变了。但崔健的认知恰好相反,他觉得正是因为自己没变,才愿意放下身段上一档这样的真人秀节目。

崔健觉得,自己对摇滚乐是有责任的。“我想,我们要不去改变,也没人会去改变。”当电视节目制作方找到他,非常有诚意地表示对“摇滚乐的重视”,崔健觉得,机会来了。他想借此机会为摇滚乐重新争夺话语权。

崔健希望,他圈内的朋友,能和他一起承担这份责任。

在他的推荐下,杨乐、子曰秋野乐队、痛仰乐队等首次在一档上星卫视的主打娱乐节目中亮相。

住在北京郊区的杨乐,只想过自己的简单生活,虽然因节目大火,但仍忍不住在事后“吐槽”,他说,“我写的这种东西跟社会、娱乐没有关系,我就是自言自语。崔健非要我来,说什么责任,我真的不知道我负不负得起啊,我可能真的什么也做不了。”

在节目录制中,崔健打定主意,打算通过不断的挑事儿,来吸引观众的注意。但崔健认为重要的、他真正想挑起来的事儿,却因为话题敏感或者不具备收视率,都被剪掉了。崔健形容,那是“失控”。

对此,崔健是有准备的,他清楚“一旦和公众媒体打交道,一部分就是失控。”但他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。

参加完电视选秀节目,秋野觉得崔健的表达能力提升了。遇见粉丝,也都是好大叔的模样,很少拒绝签名、合照的要求。对媒体也态度和善,对于那些被问过一千遍的车轱辘问题,总是不厌烦的回答。

站在“神坛”太久,没有对手,没有压力,不再操心具体的生活,那种年轻时“把自己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”的坚定,他正在逐渐失去。他的“愤怒”和“批判”已经很难再找到具体的对象。想要重新掌握话语权的崔健,已经无法创作出一首具备当年那样的传唱度的歌曲了。

时代也在变化。这个时代已不再需要统领一切领域的文化英雄。分众,任何领域的流行文化,每一人能抓住一部分人就不错了,很难横扫整个世代。

甚至有音乐人认为,中国摇滚乐一开始就被崔健等这些人扣上一个道德启蒙的大旗,后面的音乐人早都希望把这个放下来,不要让摇滚乐扮演一个这么大的解释社会的角色了。摇滚乐不再是噪音,而只是音乐节上一种娱乐的方式。

那些听着《一无所有》长大的人,大都步入中年,他们中的精英,能买得起1680一张的内场票,他们已成了现在年轻人反抗的对象,摇滚不再是他们表达姿态的一种方式,而是怀旧的情调,娱乐消费的一部分。

站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偌大的舞台上,崔健显得很小。但25岁就成了“神”,站在风口浪尖受万众膜拜,给了崔健一种错觉,自己有责任担负起某种使命。

作为“红旗下的蛋”,保守和刻板却是他无法摆脱的性格,当他30年后可以自由地在舞台上做任何想做的动作,他能做的也不过是随着音乐轻微摇摆。

演唱会结束谢幕时,终于在安可曲听到《一无所有》的观众开始起身离场,而崔健无视工人体育场空了一半的座位,激动地说,“希望将来有机会和5万人,10万人一起唱摇滚。”

责任编辑:folks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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