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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条人:从城中村走出来的乐队

时间:2020-04-29 18:12:44  来源:  作者:

这个叫“五条人”的乐队实际上每次都凑不够五个人,只有阿茂和仁科是铁打的兵。

阿茂和仁科是海丰人,海丰属于汕尾市,这一带人地域观念很强,早期共享单车在汕尾是进不去的。当地人都坐三轮车,很方便,他们自有一套生态体系。这也无怪他们第一张专辑要叫《县城记》,也无怪《县城记》中皆是以方言入词。海丰这小小县城,足够让“五条人”写一部地方志了。

01为小人物树碑立传

第一次听“五条人”的歌是《阿炳耀》,很新奇。海丰方言从他们嘴里唱出来像念白,是一首情节性很强的叙事诗。“五条人”以人道主义的口吻替阿炳申诉,冷静克制,毫不煽情。这种白描的手法像魏晋的笔记小说,感情真挚。

“五条人”的歌被人称为“方言民谣”,但他们不抒情,目的在言志,要为底层的小人物发声,描摹他们的生存现状。在海丰有一位叫彭湃的革命英雄,他一把火烧了自家佃农的地契,解放了他们。五条人为他写了一首《彭阿湃》。

在潮汕地区没有人崇尚秩序,那里充满了江湖义气和侠义之道,“五条人”继承了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,他们是怀有热烈理想主义的勇士。

在《梦想化工厂》中,“五条人”的人文主义关怀发挥到极致。他们为被老板独自留下看门的老伯打抱不平,又在歌词中设计了观看梁文道《开卷八分钟》的桥段,最后落款:“梦想化工厂”是一家蚊香厂的厂名,位于海丰县联安镇。

这是出道初期一个音乐人对身份的反复确认,代表着强烈的自信和自尊。

仁科16岁,在工艺美术班里学画画,老师告诉他,拿毕业证要交五十块钱。他说:“还要五十块?那我不要了。”

路过的学而优书店,他却说他有打折卡。仁科是读过书的。

他16岁时认识了一个朋友叫楚雄,楚雄推荐大量的音乐、小说和诗歌给他,读完听完,两人认真地讨论“哪里好”和“为什么好”。除了文艺,仁科还会和楚雄聊哲学,聊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具体问题和形而上观念。

所以他在《梦想化工厂》写到梁文道的《开卷八分钟》,这是一种审美趣味。

曾有记者问,“你们为什么一直坚持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演绎歌曲,刻画边缘人物、底层人物,用白描的方式赤裸裸地描写现实?这样的话就失去了民谣的诗意。”

仁科回答,所谓诗意不是一个统称,“有时候你觉得诗意的东西,我觉得有点恶心;我觉得诗意的东西,你说这是什么鬼。”

“五条人”满足不了听众对美好的想象,在高墙和鸡蛋之间,他们永远站在鸡蛋这边。他们想做摇滚,生活把他们逼成了民谣。

《初恋》讲述了一名男子回乡寻找初恋,却发现初恋已为人妻,悲伤过度驾车最后撞上高架桥的故事。“五条人”本可以把这首歌写成《关雎》的,但他们没有,粉饰太平的人太多了,缺的是揭露苦难的人。

在《梦幻丽莎发廊》中,《初恋》而这个故事来源于社会新闻,真实发生地发生在我们生活中。在《广东姑娘》这张专辑中,一首《晚上好,春天小姐》在我看来最具诗意。

身在陋巷的春天小姐在等待市长的降临,她手里拿着浅绿色的花边伞,这种哀愁,不正是戴望舒笔下的《雨巷》所言之情吗?这位春天小姐也许是一位风尘女子,她在等有情郎抑或是负心汉,没有答案。这不正是杜十娘与翠翠的结合体吗?“五条人”以悲悯心为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树碑立传,给了他们很高的肯定,他为那位不知名的陋巷女人,起名“春天小姐”,一言以蔽之曰:“思无邪”。“

五条人”理解的诗意是迷离的叙事氛围,文学性的艺术内涵和温暖的人文关怀。不能狭隘地把诗意理解为勾勒美好,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不是诗吗?《石壕吏》和《新婚别》不是诗吗?从这个角度讲,“五条人”是摇滚而非民谣。

02底层人民的生活是他们的创作养分

这种立足于底层社会的创作动机,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直接关系。

为粉丝签名的时候,阿茂会细心地从侧面破开唱片的塑胶封套,撕去窄窄一条,签好名字,他再细心地将CD装回去。这是走鬼生涯留下的印记。

“走鬼”是流动小贩违法摆卖时,逃避执法人员抓罚而相互招呼走脱的暗语,后来被人们当作无牌流动小贩的代名词。很大程度上,“走鬼”也代表了五条人在主流音乐圈里的位置。

多年以前,当走鬼阿茂因卖打口碟在华南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中间躲避城管时,仁科的盗版书连同书包一起被警察没收了。

2005年,19岁的仁科和24岁的阿茂一起住在石牌村。

石牌村是广州138个城中村里最大、历史最长的。抬头,密密麻麻的楼群之上不见天光,楼与楼间,一百多条羊肠古巷网罗无数商铺、小饭馆、烧烤摊、理发廊、诊所、修鞋铺、碟片店、租书店、成人用品商店……这里的空气滋味暧昧,混杂着花香,饭菜香,泥土气,汗味儿,还有各种生肉和熟肉的腥味儿。

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,他们之中有学生、IT从业者、“走鬼”的小贩、站街女、作家、酒鬼……当然,还有音乐人。

这里充满了江湖气息,是孕育草莽英雄的土壤。仁科认为“生活是没希望的,这就是命运”。生活的荒诞和底层社会的藏污纳垢,反而让“五条人”焕发出不一样的勃勃生机,小人物身上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了他们创作的养分。

03远离喧嚣的名利场

“少无适俗韵,二十心已朽”。前一句是陶渊明的诗,后一句是诗鬼李贺的诗,他们隐居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书写人世悲歌。

生活产生的幻灭感让他们知足常乐,刻意远离喧嚣的名利场。

2008年,机缘巧合下,阿茂和仁科认识了周云蓬和他当时的经纪人佟妍,他们被邀作为暖场嘉宾,正式开启了他们的音乐生涯。《中国好歌曲》邀请过五条人几次,他们拒绝了。中央七台有一次活动,要他们去唱《绿苍苍》,仁科问:“有没有出场费,多少钱?”导演尴尬了半天,说我们中央台邀请人,一般人家跪都要跪着来,你还问我要出场费?仁科说,没有就算了。

以没出场费为由拒绝央视,只是五条人不想被名利左右的托词,朋友提议五条人学着营销,然后卖卖周边产品,五条人拒绝了。他们不想被更多的人看到。对主流媒体和价值观的不信任和疏离,和他们的生活经验有关。

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,仁科、阿茂第一次去了北京。“北京太漂亮了,交通又好,天啊云啊,特别舒服。”可他们还是很恋家,绝不会在外地多待。在海丰,看夜生活就知道,普通青年的生活就是晚上吃宵夜,唱K,读书没什么用,到时候跟着堂哥去卖手机,跟着表哥去卖衣服,大多数人是这种心态。

在《城市找猪》里,五条人以戏谑调侃的口吻讽刺了过度城镇化对乡村的吞噬,传统文化生存的土壤已然被破坏殆尽,当年帮助彭湃完成“包围城市”壮举的农村,终于在想象中科学地长出了城市。

这些不伦不类的城乡结合部,还未成熟便已经荒芜,在希望的田野上杂交着一片又一片的工业文明。《城市找猪》很好地阐释了五条人对城乡关系的定义和创作动机。

2019年五条人最新的专辑起名《故事会》,这种充满小市民趣味的城乡结合部式的读物,用来命名五条人的作品再合适不过了。

2010年《县城记》获华语传媒音乐大奖 "最佳民谣艺人"、南方周末"2009年度原创文化榜"唯一"年度音乐"等7个奖项。乐评人李皖给《县城记》的评语是:“他们用家乡土话歌唱着县城里的人和故事。地域如此之小,世相却如此之大。

”如五条人所言:“立足海丰,放眼世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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