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玮玮：男人步入中年后，身上的光就暗淡了

在42岁生日那天，民谣歌手张玮玮宣布他要“隐退”，“暂停所有的演出及相关工作”，并开始打理个人公号“白银饭店”。

流光容易把人抛，一眨眼，小半年过去了。他的公号以平均下来一个半月一篇的频率不定期更新着。

和公号里的神出鬼没相比，微博上的张玮玮倒是频频露面：分享生活、音乐、旅行、一蔬一饭。

这几天还跑去上海草莓音乐节，久违地以纯观众身份看了“坏脑袋”二十周年演出。20年前“坏脑袋”首发演出，他也去了。那时他还是个在琴行打工的小伙儿，20刚出头。

看上去，他好像真的从工作中抽身而出，专心游山玩水了。虽然他在公号里写：“给自己定了个工作计划，写了满满一黑板。”但事实上，张玮玮究竟在鼓捣些什么呢？外人很难得知。

在过去的42年里，张玮玮一直很不“安分”，生活轨迹不停在变：从老家白银到兰州，再到北京，直到迁居大理。

在这篇文章中，我们会梳理出张玮玮42年的“动荡轨迹”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不仅仅关乎张玮玮一人，而是一个胸怀世界的小城青年，从少年心气跨越到中年危机的故事。

01

白银饭店：

我喜欢上摇滚乐，从此不甘心在这里搁浅

1976年12月，张玮玮出生在甘肃中部的一座五线工业小城——白银市。这是地图上一个小得不起眼的地方，外人很少听说过这个地名。

虾米用户@山尔 在歌曲《白银饭店》页面的留言

有多“不起眼”呢？张玮玮后来说，他和郭龙一起闯荡北京，遇到戴金链子的东北大哥，被问起自己的家乡，说出“白银”的那一刻，“东北大哥”乐得哈哈的：“什么白银，我还黄金呢。”

所以再被问起“打哪儿来的”这类问题，张玮玮就直截了当说“兰州”，省事儿。

但让171万白银人没想到的是，2016年，白银在一夜间全国出了名。一起成功破获的刑侦案件，让一桩隐藏二十多年的连环杀人案浮出水面：从1988年开始，一个名叫高承勇的变态杀人狂，在白银等地连续实施强奸杀人案，前后杀害了11名女性。

巧的是，这起连环杀人案的第一个受害者，白银公司23岁的女职工白某，遇害时的住址，就和张玮玮家在同一个街区——中间只隔着两排平房。

那一片都是国有企业的家属区，张玮玮成年之前的日子就在那里度过。

虽然白银是建国后为了开采矿业而兴建的移民城市，张玮玮的邻居们都来自五湖四海，但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单位上班的职工和家属。邻里之间平时多有走动，互相串个门，送个菜，人情味很足。大概就和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里的“双门洞”一样，是相互帮衬，其乐融融的友爱邻里。

但欢乐祥和的氛围没有持续到张玮玮长大成人。进入90年代以后，国有企业改制的风潮也刮到了白银，成为后来轰轰烈烈的“下岗”前奏。

一人下岗，全家落泪。图/ 电影《地久天长》剧照

“改革的阵痛”波及到了万千家庭，其中也包括张玮玮家。

“1994到1998这四年，白银一直在绝望的处境之中，大小工厂纷纷倒闭。依附在工厂的一个个家庭靠着微薄的低保维持生活，我母亲的纺织厂甚至有人因此跳楼自杀。”张玮玮曾经在微博里如是写道。

人们都往外跑，寻求出路。16岁那年，母亲随工作调动去了兰州。张玮玮的户籍跟随母亲由“白银”变更到了“兰州”。

但他人还跟着父亲一起留在白银。

张玮玮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很微妙。小时候他觉得父亲是个不合群的人。

当所有人都在定点上下班的工厂和集体生活中寻找安全感时，父亲的所作所为显得和环境格格不入：别人下班后靠下棋打牌看电视来打发时间，热爱音乐的父亲却总是一个人趴在写字台上抄谱子；他还花了3500元从广州买回一架钢琴。那是1985年，他和张玮玮的母亲，俩人每月工资加起来才200元。

钢琴的到来，宣告了张玮玮“音乐生涯”的开始，尽管这是被迫的——父亲将自己的音乐抱负寄托在儿子身边，强迫他练琴。从此小玮玮再也没睡过午觉，晚上也不能看电视。

可那时每晚电视上都会播他爱看的台湾电视剧。无心练琴的张玮玮想了个“摸鱼”的招儿——找面镜子放在钢琴前，一边偷看电视，一边在琴键上乱按。

领着体制内的薪水，父亲的人生别无选择，只能被“浪费”在这座日益落魄的工业小城里。他相信学音乐可以改变命运，所以费尽心思培养儿子。

但他过于苛刻，将自己的包袱强加在小玮玮身上，后者被激发出了逆反心理： “只要不搞音乐，干什么都行。”

那时，张玮玮绝不会相信，长大后的自己也会为了音乐神魂颠倒。

17岁时，按照父亲的意愿，他进了西安音乐学院，学习单簧管。在这里，他遇见了喜欢听摇滚的室友，从此被带进新世界的大门。

他和室友经常窝在宿舍，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地听。摇滚乐的反叛精神给了他反抗现实的力量。

在此之前，他能想到的最好未来，就是像父亲那样，进体制内当一名音乐教师；留在白银，过着循环往复的生活，“如此生活三十年，直到大厦崩塌”。

但摇滚乐给他展示了另一重可能性。21岁时，张玮玮决定将“千疮百孔”的白银和留在白银的父亲远远抛在脑后，去北京“搞音乐”。

很多摇滚乐手都有和他相似的经历，一如科特•柯本离开阿伯丁，吴吞离开新疆。“梧桐垃圾灰尘”和“八十年代的金坛县”也留不住心中蠢蠢欲动的年轻人。落败的故乡注定承受不起他们梦想的重量，投入广阔天地，才会大有作为。

02

流浪北京：

我是一个求生存的外来“盲流”

张玮玮是1997年7月18日来到北京的。

之所以二十多年后还能记这么真切，是因为这一天是他“生活里最重要的日子”。

北京对他来说，就是第二故乡，是他的大学。在这里他“完成了人生中的下载更新，从里到外，整个给捋了一遍。”

“是北京重新塑造了我。”

自然，北京用梦想浇灌了他，也用苦难打磨了他。

虽然是奔着音乐梦来的——初到北京的张玮玮，原本想找个小酒吧默默卖唱，但1997年的北京，连个livehouse的影子都没有。那时的摇滚乐队没有根据地，演出只能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。

一个21岁的弹吉他的年轻人，吉他弹得还不怎么样，可想而知靠音乐谋口饭吃有多难。

21世纪初，住在北京郊区的张玮玮。摄影/ Anaïs Martane

张玮玮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：一个求生存的外来务工人员。“去家政公司交手续费，完了等着劳务给派活。什么都干，小时工，甚至洗抽油烟机......”

在他印象里，一共洗过两次抽油烟机，第二次尤其刻骨铭心。因为那个油污积了万年没洗，怎么洗都洗不干净，洗得他直想哭。

后来他去了琉璃厂一家乐器行打工，吃住都在琴行里，日子才算好过一点。

在琴行卖琴的日子，只要没有顾客，他就死磕练琴，琴技突飞猛进。只要有人来买琴，他调好音来一段大solo，就能把对方看傻了，都不敢开口砍价。

“务工”之余，张玮玮将自己浸泡在北京为数不多的现场里。那个年代的摇滚现场和现在的不一样，有一种魔幻吊诡的味道：他看的第一场舌头乐队的演出，是在北三环的一家夜店里；夜店位于一座楼盘内，起了一个激情四射的名字——“玫瑰天涯”。

2000年，北京五道口开心乐园，舌头乐队演出。底下pogo最起劲的那个乐迷就是张玮玮。图/ 香港《明报周刊》

与此同时，张玮玮已经开始追随野孩子乐队的演出。

野孩子乐队是一支西北民谣乐队。1995年，兰州男人张佺和小索成立了野孩子。他们的音乐带着西北的风沙，悲伤而又铿锵。来到北京后，他们凭借富有感染力的现场迅速征服了一批乐迷。

在西北孩子眼里，野孩子就是精神偶像。他们走出兰州来到北京，并且还将音乐做出了起色，这对于初来乍到的音乐青年来说，就是方向和指引。

而对于20岁出头的张玮玮，野孩子提供的不仅是精神力量，还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帮助。

在兰州人的江湖法则里，仗义得排第一位。张玮玮一场不落地追随野孩子演出，管张佺和小索叫“哥”。两个“大哥”应了，兄弟就这么成了——既然是大哥，就会对“弟弟”张玮玮的生活负责。

后来，厌倦了在琴行打工的张玮玮，干脆辞了工作直接搬进小索的家里。 他和乐队成员同吃同住，他们干啥他也干啥，成了野孩子的“编外人员”。张佺和小索一看，“这孩子估计也赶不走了”，索性让他加入。

来京2年后，“外来务工人员”张玮玮，终于走上了“搞音乐”的正途。

03

河酒吧：

积木搭就的空中楼阁，事如春梦了无痕

直到今天，回忆起“河酒吧”里的日日夜夜，张玮玮还会生出“昨夜如梦，似流星划过”的梦幻感：

每晚嗨翻天的时候，他真的以为会和这帮朋友一直玩下去。几个大男人生死不变的誓言，喝大了以后抱在一起的感动和畅快，曾经都那么真实。

然而不过两年时间，河酒吧就成了过去时，被写进“中国民谣编年史”。这个开在三里屯南街，面积不足15平米的小场地，被冠上各种金碧辉煌的title：中国早期livehouse的雏形，当代民谣的“母亲河”......

河酒吧，2002年。图/ Anaïs Martane

但当时的野孩子，开河酒吧的动机，不过是想找个固定的地方给乐队排练，顺便晚上演出、卖酒，赚点钱。

2001年6月，河酒吧开门营业。野孩子成员从此有了双重身份：白天在酒吧排练，一周五天，风雨无阻；晚上6点以后，哥几个都变身服务员，摆桌子打扫卫生，开门“接客”。

演出是天天晚上都有并且风格天马行空。王娟、舌头、木马、窒息、废墟、木推瓜……这些乐队都在河酒吧演出过。每周三晚上是小河和万晓利的固定拼场，野孩子则是每周五演出。

不界定风格，成了河酒吧最显著的风格。来演出的乐队“缺什么乐手只管说话，这儿都有”。而张玮玮则成了河酒吧的驻场乐手，同时参与三支乐队，是万金油一般的存在。

啤酒便宜也是河酒吧的特色，“青岛一瓶才5块钱”。

2003年春节，在河酒吧一起跨年后，大家一起去三里屯照相馆合影，图为美好药店乐队。图/ Anaïs Martane

有酒，有音乐，全北京的文艺青年倾巢出动，蜂拥来到河酒吧。

他们从西北五环的树村杀到三里屯，七八个人，花40块钱包一辆黑的面包车。并且经常有来无回：有喝大了回不去的，有花光了路费没钱回去的……小索就发挥西北人的豪爽好客，请大伙儿喝酒。没地儿睡觉的，通通带回他租住在幸福三村的家里过夜。

那时万晓利住在天通苑，距离三里屯有20多公里。他买了辆摩托车，每天从家里“突突”到河酒吧。但演完一喝大，就没法骑回去了。于是车扔在酒吧里，人去小索家睡觉。

不仅是万晓利，小索家的沙发还是所有滞留在河酒吧回不去的文艺青年的收容所。北京摇滚圈的半壁名流，谢天笑曹操赵已然……就没有没在小索家睡过的。

有的睡醒了还要吃顿饭，晚上继续去河酒吧“嗨”。台上台下都是朋友，演出氛围特别好，一演起来就掏心挖肺的。

演出一结束，放一会儿音乐。大家喝几杯，歇一会儿。完了十几个人往台上冲，玩即兴。小小的酒吧，十几个人弹吉他，即兴到天亮。每周这样嗨到极致的场子，有三到四次之多。

这种即兴演出，不仅帮助张玮玮等一批音乐人找到了创作灵感，也造就了河酒吧稀里糊涂的学术氛围——就像一所学校一样，把大家圈在这种氛围里摸索自己的风格，也推动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唱片诞生，比如万晓利的《走过来走过去》，和小河的《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》。这“就像是大学宿舍里干出来的事儿”。

张玮玮在北京的自己家里拉手风琴。图/ Anaïs Martane

那会儿大家最常说的话是：“我们这辈子都要在一起，老了以后一起到法国找一个小镇，全都搬到那去住……反正就这么些人，谁都喜欢，就一辈子待在一起。”

可惜美好的日子注定短暂。2003年，“非典”袭来，北京的演出场所都不能继续营业，河酒吧也不例外。于是这年夏天，河酒吧关门了。

很多乐队失去了演出机会。那时一场演出，乐手能赚300元左右，而一个月的房租不过才450元。基本上演一场，一月的房租就有了着落。反之，连着三个月没有演出，交不上房租，就不得不面临去留的抉择。

那一年解散的乐队不计其数，有野孩子、美好药店、舌头……树村也拆了，张玮玮的朋友们没有了容身之所，很多人改行，很多人离开，剩下的人也被打散，汇入了北京的各个角落里。

中国地下摇滚由辉煌跌入了低谷。原本一群人聚在一起，互相提供精神给养和归宿，那是音乐和爱的乌托邦，却被现实挫败。这种悲观、压抑的情绪，在2004年小索因胃癌去世时达到了顶点。

张佺（左）和小索（右）

葬礼过后，原本河酒吧那一帮朋友在新豪运酒吧办了一场“告别小索”的演出。谢天笑翻唱了野孩子的《生活在地下》，格外震撼；张玮玮和郭龙唱了《黄河谣》，直接在台上唱哭了。在场的每个人都很悲痛。

河酒吧关门、小索去世，“就像是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美的梦，突然一下被扯得粉碎，让大家清醒无比。”张玮玮这样形容那个混乱的时期。

之后，张佺远走云南，野孩子彻底散了。张玮玮成了“没人要的孩子”。

于是他和郭龙搬到了霍营。

04

北京最后的日子：

潦倒黑暗，用200块的吉他写出《米店》

河酒吧关门、野孩子解散以后，张玮玮在北京的“黄金时代”也就结束了。

搬到霍营以后，演出少了，他没有收入。住在郊区冷冷清清的村子里，秋天入冬的时候，大风吹得树杈噼里啪啦地响。白天他经常站在村口看树枝，一看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。“精神特别恍惚”，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有些不对劲，可能是抑郁了。于是告诉自己“不行，要积极点”，决定搬回城里住。

带着自己仅有的400块钱，他去了东四十条看房。房租要1200，于是他给当时乐队的左小祖咒打电话：“我想搬回城里，但没钱交房租，能不能给我预支点演出费？”

祖咒就回了一个字“来”。于是张玮玮去了他在陶然亭的家里，祖咒又把房租一给：“拿去吧。”

后来他知道，祖咒当时也没钱，是跟别人打电话借的钱来接济自己。

即使有朋友的照应与温情，也抵不住内心的压抑与黑暗。这黑暗主要来源于梦碎时分的崩溃。

2005年，乐队IZ解散，最后一场演出在无名高地。张玮玮去的时候带了两瓶酒，演完下台不到20分钟，就把自己喝断片了。“大杯大杯地灌自己，太难受了。”

做乐队就像大家一起造梦，但这梦境太易碎。一次接一次地破碎，他崩溃了。

他不想再将自己的梦寄托在别人的梦里。因此到了2006年，他决定给自己造一个梦——自己写歌，自己当主唱。

这个时期的张玮玮还和孟京辉合作，给戏剧配乐

第一首歌就写了《米店》。这是他在最潦倒迷茫的低谷时期，用一把200块的国产吉他写出来的歌。

在最后一段歌词里，张玮玮写道：

爱人 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/ 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/ 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/ 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。

这是他写给后来妻子的歌，也是他对自己的救赎——想到爱人，他就告诉自己，要振作起来，好好活下去。

在每一个灰心丧气的夜晚，他都对自己说：“我求求你了张玮玮，别认怂，顶起来。”

怂，是因为那时的他陷入了无止境的自我怀疑：怀疑写歌是没有希望的，怀疑自己写的东西不行、没人喜欢。

创作的过程也一直在折磨他，就像笼中困兽。而且这种痛苦不可言说——在录《白银饭店》这张专辑时，写不出歌词的他拼命洗澡：

“第一天，白天洗了六遍澡，就是没办法，我不能撞墙，只能洗澡。洗完把桌子擦一擦，嗯，重新开始了，四分钟后又想洗澡，这样一直到第二天晚上。”

在北京待着的最后那几年，是张玮玮经历的最黑暗的日子。整个过程他一直在自救，“急着把自己从黑暗里救出来”。

现在回过头去看，张玮玮偶尔也会觉得，“那时胆子太小，应该多黑几年。”因为人处在黑暗绝望的处境里时，才是真正找着自己的时候。就像夜空中的星星，黑暗越浓稠，星星才越是清晰，甚至锐利得就像刀子，像摔碎的玻璃碴，看得那叫一个真切。

换句话说，痛苦是创作的源动力。

但没有人愿意一直活在苦难里。在和黑暗博弈了几年后，张玮玮选择离开停留了14年的北京，去上海结婚，去过新生活。

05

出走大理：

“霍营养老院”和“摇滚毽子队”

张玮玮离开北京的车票是2011年4月15日的。

走之前他将车票拍照发了微博。和他一起在北京待了十多年的白银老乡郭龙，当时正和朋友吃火锅，看到这条微博，感慨道：“年年岁岁锅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

那时郭龙决定留在北京，俩人殊途，有些伤感。

但命运的脚步兜兜转转，相聚离散没有人能说得清楚。到了2013年，张玮玮和郭龙就在大理会师了。

迁居大理的原因非常简单：那儿山清水秀，生活成本低，而且好多朋友都在那里，像周云蓬、吴吞、朱小龙……还有野孩子的成员们。

据说大理的房子，张玮玮只用15分钟就拍板交付了定金。完全是“一冲动房租一交，这事就落定了” 。之后妻子跟着他，从上海打包东西搬家南下。

来到大理以后，野孩子也顺理成章地完成了重组，恢复了以前双吉他、双打击乐和手风琴的编制。

重组后的野孩子乐队，左起分别为：张玮玮、郭龙、马雪松、张佺、武锐

大家还在一起排练，就跟在河酒吧时一样：下午2点开始，排练到4点中场休息；大家伙活动活动筋骨，20分钟后继续，一直排练到傍晚6点。

唯一不同的是，十几年前，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，活动的方式是做俯卧撑；而现在都步入中年，活动改成了踢毽子——力量型变成灵巧型。

野孩子的复出给民谣圈重新注入了理想主义的怀旧气息。2015年野孩子在北京工体举办了二十周年音乐会，几乎整个民谣界的元老都去了，那是一场很难被超越的演出。

2018年，成立23年的野孩子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《大桥下面》。

张玮玮和老狼在长春街头散步。图/ 张玮玮公号

在大理，生活永远是缓慢流动、随心所欲的。张玮玮将房间里的书桌对着窗外的苍山，早上起来逛菜市场，去朋友家骑个摩托车十几分钟就到了。有时在阳台上看着云，一不小心三个小时就过去了。

不知不觉间，张玮玮的微博里关于吃喝和风景的内容越来越多。他隐隐觉得生活不能这样：安逸越来越多，锐气就越来越少，心态越来越平和，但创作的欲望也在下降——来大理5年，他只写出两首歌。

06

人到中年：

不设限，不等了

过去一年，张玮玮形容自己的状态是：非常努力地原地踏步。

一方面，距离上一张专辑录完过去7年了，写歌却完全陷入停滞。另一方面，排练和演出一直在继续，却让人疲惫。

刚到大理时，一天要排练三场，从下午2点一直到晚上10点。“一晚上做梦都在排练，醒来，才歇会儿，好累哦”。

而演出的日子四处奔波，日子过得支离破碎。去年一年，他在大理还没待够三个月。

身体状况也开始不受自己控制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他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，睡不着，感到焦虑。

张玮玮在朋友的音乐会上拉奏手风琴。图/ 张玮玮微博

他其实一直都在主动抗击这种停滞的状态。去年，为了不让自己沉溺于大理的安逸，他把家里的沙发都扔了，楼下垃圾堆旁一放，半小时后就被人捡走了；书桌也从原来对着窗的位置，挪到对着墙。家里除了卧室，其他地方都改成了工作室，为了巩固自己的斗志。

但没用，还是写不出歌来。

张玮玮明白，虽然自己还渴望和年轻时一样生猛，一样敏锐，一样对世界怀有跃跃欲试的探索欲望，但中年危机却不打招呼地来了，身体和生活都越发不受自己控制。

有时候，他会想起父亲在去世前几年和自己说过的一句话：“男人五十岁以后，身上就没有光了。别人就不愿意看你了。”

父亲说这话时，张玮玮还不到四十岁，但也能感觉到身上的光芒越来越暗淡。他心有不甘：难道我就要被动地等待光芒消失吗？难道人活着就是青春散场这么简单吗？

“不，我要更积极一点。

五十岁，六十岁，可能身体的光芒没有了，但还是可以有才华、智慧这些光芒。”

所以宣布“隐退”之后，张玮玮没有完全歇着。他写起了公号，换一种形式“输出”。

他给自己立下规矩：周一到周五，不出门、不见客、不赴饭局，潜心写作。为了防止自己不自律，又定下时间：早8点半到12点，下午2点半到6点。就像在公司上班一样，虽然这公司只有他一人。

但很快，他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幼稚：自己每天早上四五点就醒了，为什么不一醒来就写作呢？

对于张玮玮来说，与其说猝不及防的“中年”是一场危机，倒不如说是“人间自然困惑”。困惑是每个年龄段都有的。青春期时面对身体突然迅速的成熟会困惑，而人到中年，从没见过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态出现这种失控的状况，自然也会困惑。

发现困惑和及时调整，构成了张玮玮应对“中年”的反应机制。

刚发现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，他以为身体出了问题。可转念一想，睡得少就一定不好么？睡醒了就工作，困了就再睡。人不可能永远只睡四个小时，等云南的雨季一来，身体就完全是另一种状态，又能睡八个小时。

暂停演出也是一种调整。他将自己对演出的疲惫看作是“积食了”。

对待积食的人，最好的治疗办法不是吃药，而是空腹。饿过几顿之后，就能重新找回对食物的渴望。

在调整适应失控的过程中，他也越来越理解自己的父亲。年轻时他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，处在一种控制与反控制，胁迫与对抗的关系模式中。

后来虽然有所缓和，但父子只要一深入对话，互相硬刚的细节就会浮现，立马就将俩人拉回到对抗的模式中去。

但父亲去世以后，张玮玮自己也迈入中年。他开始以中年视角“看见”父亲的另一面：他的“无助、无奈”和对儿子的“舍不得”。

“父亲去世时，我四十岁。我和他关系最不好的时候，也就是他四十岁的时候。

那时我十七八岁，对什么都不满，我拼命折腾，就是要离开白银。那时他心里是什么感受，我是没法理解的。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孩，你怎么可能理解一个四十岁人的感受。

但他去世以后，我慢慢能体会一些了。因为我也四十了，我开始体会到，真正的生活是你没法控制的。好多东西，就是失控。

我那几年的所作所为，拼命想要离开他，他也想留住我。但他知道，留住我也没用，他解决不了我的人生，他对我的人生做不了任何帮助。

那种难受，是疼得很深的东西。”

明白过来以后，他越想越难受。生活就像是一部电影，拍拍拍，拍到结尾，所有的事情都反转了。他再回看以前的镜头，毛楞青涩，悔不当初。

如果父亲的时间再长一点，自己再成熟点，就还有机会弥补之前的争执和隔阂。然而时间是残酷的，根本没有留给他机会。

这是用打击、遗憾和生离死别换来的残忍一课：不要再等了。不管是对人，对音乐，对写作，还是对其他任何事情。

说来也巧，在他想通这些事情的凌晨，看到原木马主唱谢强发了一条微博：

“不要再等任何人了，包括等自己准备好。”

他在底下评论：“嗯，不等了。”